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趕考-西柏坡感思

1949年3月5日至13日,黨的七屆二中全會在河北省平山縣西柏坡舉行。

毛澤東在黨的七屆二中全會上講話。

編者按

西柏坡,中國共產黨歷史上一個極其重要的轉折點。正是在這里,孕育成熟了諸多獨特的經驗和智慧;正是在這里,取得了諸多決定性的勝利;正是在這里,發出了響徹歷史的“兩個務必”。

歷史是最好的教科書。重溫這些偉大歷史,心中就會增加更多正能量。2013年7月11日至12日,習近平總書記在我省調研指導黨的群眾路線教育實踐活動期間來到西柏坡,在同縣鄉村干部和當地群眾座談時語重心長地說:“當年黨中央離開西柏坡時,毛澤東同志說是‘進京趕考’。60多年過去了,我們取得了巨大進步,中國人民站起來了,富起來了,但我們面臨的挑戰和問題依然嚴峻復雜,應該說,黨面臨的‘趕考’遠未結束。”“從實現‘兩個一百年’目標到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中國夢,我們正在征程中。”

當前,第二批黨的群眾路線教育實踐活動正在全國扎實深入地開展,我省作家李春雷潛心創作了報告文學《趕考》。作品通過中國共產黨第一代領導集體在西柏坡工作、生活的特殊歷史片段,給我們描述了那一段驚心動魄的歷史,更向我們形象地闡述了一個永恒的歷史真理:“人民,是永遠的江山!群眾,是永恒的考官!”

今天,本報選登這篇報告文學,以期大力弘揚以“兩個務必”為核心的西柏坡精神,激勵廣大黨員干部在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中國夢的征程中迎接新的“趕考”。

應該說,國共談判破裂之后的1947年,是中共歷史上極端危機的時期。

1946年6月26日,國民黨軍隊開始全面進攻。

1947年3月,第一戰區司令長官胡宗南指揮25萬兵力,在100多架轟炸機的配合下,全力進攻中共的核心所在地——陜甘寧邊區,其氣焰之洶洶,大有巨石擊卵、餓虎撲食之勢。而中共在延安周圍的部隊,不足3萬人。黑云壓城,岌岌可危,千鈞一發。

3月14日,延安新華廣播電臺停播。中央軍委緊急發布《關于邊區各部隊保衛延安的部署命令》,要求必須在三十里鋪、松樹嶺線以南地區阻敵十天至兩個星期。但面對20倍于我的強敵,阻擊部隊最多只能堅持一個星期。

3月18日,中共中央被迫撤離經營了十多年的紅色首府——延安。

其后的一年時間里,毛澤東率領著這個被西方媒體稱之為“一個800多人的國家”的中共首腦機關的男女老幼,在配備了美式裝備的國民黨軍隊的追殺下,輾轉在陜北的棗林溝、小河村、王家灣、朱官寨、神泉堡、楊家溝一線,晝伏夜出,餐風宿露。

3月底,中共中央在棗林溝召開緊急會議,決定:毛澤東、周恩來和任弼時等人在彭德懷部隊的掩護下,留守陜北,但改名換姓,各取代號為李德勝、胡必成和史林等;而劉少奇、朱德等人,則組成中央工作委員會,東渡黃河,向華北方面轉移,擔負中央委托之任務。隨后,又決定由葉劍英、楊尚昆等率中央機關大部分工作人員,轉移至山西省臨縣,組成中央后方工作委員會。

但是,僅僅不到兩年時間,形勢便發生了神奇變化,云開日出,天翻地覆。

從1947年3月離開延安,到1949年3月移師北平,勝利到來之快,大大出乎世界之預料。

盛衰之理,勝敗之道,個中玄機,其誰得知?

見證這一奇跡的,就是太行山中一個小小的村莊——西柏坡!

歷史的選擇

其實,歷史的腳步選擇在西柏坡駐留,是一次必然中的偶然,也是一次偶然中的必然。

在此之前,隨著形勢變化,中共總部機關曾設想從延安遷出后,向大城市和大平原靠近。但遷到哪里呢?先是凝眸淮陰,后來聚焦承德和哈爾濱,隨著戰局危急,又傾向于晉西北、晉冀魯豫或晉察冀。

匆匆忙忙的棗林溝會議,對中央工委的落腳之處并沒有明確,只是約略而言“前往晉西北或其他適當地點,進行中央委托之工作。”但到達晉察冀之后,按照中央“停留一段時間,了解和解決該地區軍事行動問題”的指示,確定暫時留駐。在此期間,聶榮臻曾盛情挽留。

時任中央工委秘書長的安子文后來追述:“這時晉察冀領導同志提出,他們地區存在許多問題……想留中央工委在晉察冀。會后向中央作了請示,毛主席回電批準留晉察冀。”

西柏坡村始建于唐代,原稱柏卜村,古時因村北的坡嶺上松柏蒼翠且與東柏坡村相對居西,故取名西柏卜。民國年間,改為現名。

選擇這里,自有它的道理。

平山縣是紅色老區,群眾基礎好,是著名“擁軍模范”戎冠秀的故鄉,也是風靡各大解放區的歌劇“白毛女”原型人物的故鄉,更是保衛中央總部的“平山團”的故鄉。

更重要的原因是地形和地勢。西柏坡位于太行山東麓,滹沱河北岸。太行余脈由西南而東北,峰巒起伏,山崗連綿,地勢險要。而西柏坡的東西面各有一道高隆的山脊,像伸出的雙臂,形成一個馬蹄形腹地,將小村緊緊地擁抱在懷中。

軍事專家分析說,背靠大山,面臨平原,能攻能守,可進可退。若戰局順利,可東出華北大平原,占領石家莊,控制京廣鐵路,進而向南北延伸,直達京津和中原;如有不測,則可撤回層層疊疊的八百里太行,如虎入深山,龍歸大海。

當時的西柏坡村,是什么樣子呢?

只有85戶,325口人,散散碎碎地居住在滹沱河北岸的山坡上。村民大多是貧農和中農,只有一戶段姓地主,有文化,很開明,與村民相處融洽。

小村的東部,是一座小山嶺,嶺前嶺后散落著幾戶人家。

若征用這一片地方,嶺下開挖防空洞,四周辦公住宿,不啻是一個既隱秘又安全的機關場所。

于是,通過村長與村民商談,老百姓十分配合,爽快地答應了。

劉少奇率領的中央工委,是1947年5月進駐的,對外號稱“工校”。

耕者有其田

當年,各解放區廣泛傳唱著這樣一首歌曲:“解放區的天是明朗的天,解放區的人民好喜歡,民主政府愛人民呀,共產黨的恩情說不完……”

其實,農民們并不在乎頭頂上的“天”,他們最在乎的是“地”——腳底下實實在在的黑土地、黃土地或紅土地。

土地問題,從來就是中國農民最關注的焦點。歷史上的農民起義和農民戰爭,都提出過類似“均土地”的訴求。即使中國資產階級民主革命的先行者孫中山,也把“耕者有其田”和“平均地權”作為其“三民主義”的主要內容。

應該看到,給農民以必要的土地,并不是近代中國某個人或某個黨派的個別主張,而是有識之士的共識。只不過,中國共產黨是真正將此愿望貫徹于實踐的最堅決的政黨。

在第一次國內革命戰爭時期,中共就把改革封建土地制度作為革命的主要內容,制定了平分土地的政策。抗日戰爭期間,中共根據國內主要矛盾的變化和戰爭需要,將平分土地政策調整為減租減息政策。隨著解放戰爭的到來,中共中央于1946年5月4日發出了《關于土地問題的指示》(即五四指示),宣布堅決支持和保護農民從地主手中獲得土地,實現“耕者有其田”。

于是,一場轟轟烈烈的斗地主、分田地的農民運動開始了。

但是,“五四指示”在執行過程中存在著一些較為普遍的問題:少數干部借機多分土地,貪污公糧公款……

分管這項工作的劉少奇,已經敏銳地覺察到了這種“右傾”現象和黨風問題。

1947年7月17日,一個火熱的日子。

在西柏坡村惡石溝西側的打麥場上,一個決定中國命運的特殊會議召開了。

關于這條著名的惡石溝,很多史料記載其位于西柏坡村外。其實,這條溝就在小村中間,呈南北走向,直通滹沱河,平時干涸,只在暴雨時節才咆哮幾天。

溝的西側是一片橢圓形麥場,空蕩蕩的,像是在等待著什么。

那天一大早,麥場上的石塊和糞便被清掃干凈。工作人員在麥場北側放置一張褪色的條桌和幾條長凳,這就是主席臺了。

面對主席臺,排放著一個個高高低低的小凳子,這就是代表們的座位。這些凳子都是借用村民的,開會時帶來,散會時各自帶回住所。

場地的四周有幾棵半大的槐樹和大葉楊,根本擋不住三伏天的熾熱。為了遮陽,會場上方臨時扯起了一個布棚。布棚下面,就是來自全國各地的110多名代表,董必武、彭真、林伯渠、聶榮臻、葉劍英、薄一波、廖承志、鄧穎超、羅瑞卿……

為了這次會議,不少人早早就出發了,裝扮成商人或教書先生。為了躲避國民黨封鎖,東北局代表甚至還繞道朝鮮,從山東登陸。

劉少奇站在主席臺上,瘦瘦的胳膊堅定地揮舞著,像是在表示:共產黨不允許這個世界存在不公平現象,也不允許個人凌駕于群眾之上,土改必須徹底,作風必須轉變!

頭頂上的陽光火辣辣地燒烤著。聶榮臻坐在小凳子上,一邊聽,一邊記。

圍觀的山雀、鵪鶉和斑鳩們,看著這一群黑黑瘦瘦、南腔北調的陌生人,格外興奮,在樹枝上和天空中“嘰嘰喳喳”地叫嚷著。幾個戰士悄悄地走過去,狠狠地往樹上投擲石子,鳥兒們猛地意識到闖禍了,便趕緊閉嘴,驚慌地四散飛逃。

當時,劉少奇一直在鬧胃病,雖然天氣燥熱,卻仍要用暖水袋焐著肚子,1.75米的個頭,體重竟不足50公斤。此時的他,已經離婚,獨自帶著幾個孩子,正是生活上最困頓的時候。

開幕式過后,會議便采取大會集中、小會分散的形式。代表們都住在附近村里,大多時候是分頭交流和討論。

在此后的一個多月內,麥場上的小凳子們聚聚散散。

代表們真實地反映了各地情況,提出了很多實實在在的問題。

在這段時間里,劉少奇與轉戰陜北的毛澤東聯系密切。

8月4日,他向中共中央報告:“全國土地改革只有晉冀魯豫及蘇北比較徹底;山東、晉察冀、晉綏均不徹底;東北、熱河新區情況尚好。綜合各地農民要求有四大項:即土地、生產資本、保障農民民主自由權利及負擔公平……”

8月13日,毛澤東復電,認為劉少奇所提出的原則是正確的,同意將報告所述方針提到土地會議上討論。

9月5日,劉發電:“多數意見贊成徹底平分,認為方法簡單,進行迅速,地主從黨內黨外進行抵抗可能減少,壞干部鉆空子、怠工、多占果實的可能亦減少……得利者在老區亦仍占百分之五十到六十,不動者占百分之二十到三十,仍可團結百分之八十以上的農民。”

9月6日,毛澤東回復:“平分土地利益極多,辦法簡單,群眾擁護,外界亦很難找出理由反對此種公平辦法。”

……

無形的電報密碼在天空中飛來飛去,編織著歷史風云,醞釀著民族命運……

一抹曦光,靜靜地涂染在西柏坡上。

那是中國的未來!

9月13日,全國土地會議閉幕,劉少奇做“為徹底平均地權而斗爭”的結論。會議通過《中國土地法大綱》(草案)。

這個簡陋的會場,喊出了中國農民兩千年來壓抑在心底的一句話:平分土地!

這句話像一粒火種,經太行山的山風一吹,火星四濺,燒遍全國各個解放區:陜甘寧、晉察冀、冀魯豫、晉綏、魯南、冀熱遼、鄂豫皖……

到處是燒地契、量土地、埋界樁的火熱場景,到處是踴躍參軍、支援前線的鏗鏘鑼鼓。

共產黨在解放區進行未來理想社會的預演,從土地開始了。

土改,的確是一場扭轉乾坤的大運動!

1947年底,上海《密勒氏評論報》的一篇文章說:“中共采取了兩種斗爭方式,一是土改,二是軍事。決定最后勝負的在于前者不在后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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